告别慢性病的方法有很多，戒烟、限盐、运动、戒酒……几乎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但作为一个要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人，能达到上述要求的寥寥无几。在慢性病井喷的今天，防控社会环境的改善需要每一个社会人的努力。
　　创造一个“大家吃萝卜”的氛围 
　　刚刚从朋友手里接过的白酒，张可（化名）只是抿了几口，就果断地把剩下的大半杯偷偷倒在了烟灰缸里。在社会上打拼多年，独自经营一家旅行社的他，本不是一个嗜烟酒的人，但是“上游航空公司，下游企业、学会，不打点好，生意怎么办。”作为朋友，张可偷偷告诉记者，这两天他的血压一路飙升，当天早晨高压已经接近180毫米汞柱，低压也接近150毫米汞柱。而这样的身体状况，出现在他不满40岁的年龄关口，确实让人捏把汗。
　　2002年起，张可的事业步入正轨，他的体重就从偏瘦的60公斤狂飙到100公斤，糖尿病、高血压接踵而至。即便如此，为了工作，一周7天，至少10顿饭的应酬，他也从来没有落下，按张可的话说，“吃的不是饭，是感情。”
　　“现在大街小巷都宣传慢性病防控，管住嘴、迈开腿，戒烟、限盐、戒酒……没有几个人不知道，但除了回家能自己做点儿清淡的饭菜，平时谁又能活得那么精细。”他告诉记者，在同龄的朋友中，自己的身体不算是最差的。每次应酬，总有一些“糖友”在饭桌上“大大方方”地撩开衣服往肚皮上戳一针（胰岛素），而其他几个兄弟要是谁忘了带降糖药或者降压药，还可以相互借着吃。
　　对于张可的处境，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心理专家孙春云很能理解。“为了健康，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吃萝卜，但作为社会人，大家吃肉的时候你吃萝卜，就显得格格不入。不仅如此，来自于事业、家庭、经济方面的压力，使得健康在年轻人心里，排名绝不是第一位的。与单纯改变价值观相比，环境的变化可能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更大。”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和食品安全所食物营养室主任杨月欣告诉记者，目前高脂、高盐、高糖饮食、过量饮酒已经被确认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居民偏离“平衡膳食”的消费行为突出，1982年~2002年，我国城乡居民的肉类和油脂消费量快速上升，而粮谷类食物消费则持续下降，同时食盐摄入居高不下。结果是，我国约有2亿成人超重，6000多万人肥胖，与1992年相比，超重率上升39%，肥胖率上升97%。
　　如何扭转这一严峻态势？杨月欣表示，营造一个“大家一起吃萝卜”的社会氛围不失为有效措施之一。
　　杨月欣指出，近年来，中国推出了多项营养“新政”，包括《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餐饮业营养餐标准》、《营养标签管理规范》等，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公众就餐的健康环境，引导了食品和餐饮企业行为，纠正了公众对于营养的错误认识。然而，营养政策和健康促进措施的细则仍然缺失。例如，儿童食育教育、学校营养餐等儿童营养计划的政策，减油、减盐行动的具体政策指导，食堂、供餐单位的营养改善办法等。
　　据介绍，卫生部2007年9月推出《中国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计划》，包括健康示范食堂（餐馆）、健康示范社区、健康示范单位等。许多省（区、市）加入了这一行动。例如，今年6月1日，北京市启动“健康食堂项目”，昭示着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已经起步；在中粮集团职工食堂和北京市东城区政府下属机关的14家试点食堂中，试点单位用称重法精确记录每周油、盐、酱油、咸菜、味精等调味品的用量，逐步减少总用量。同时，尝试根据本单位人员的年龄、职业等特点，开发个体营养配餐软件，职工可以通过软件自行搭配营养餐，并计算出其总热量，合理膳食。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政府能建几个低盐、低糖的餐馆和饭店，这样可以放心吃，事业、健康两不误。”张可说。
　　建立支持性环境
　　如果说张可“健康与事业不能两全”代表了时下中青年人的困惑，那么，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李阿姨的故事，就凸显了当今中老年人在防控慢性病中的习惯问题。
　　从12岁起，李阿姨就开始骑自行车全北京逛，让她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62岁了，一没高血压、二没糖尿病，而她把这些都归功于自己那辆“28飞鸽”。如今不论去聚餐还是上公园，只要在市内，她都会蹬着自行车先走一步。
　　即便如此，老人也有自己的担忧，现在马路越修越宽，原先的自行车道越来越窄，很多都和汽车道并在一起，有时候没注意就能骑上立交桥。“儿子这几天和我商量着要把自行车送人，可50年了，习惯哪是说改就能改啊？”
　　在采访中，很多人像李阿姨一样向记者诉说，因为习惯问题而在防控慢性病中遇到的阻碍。一些是好的习惯，慢跑、打球、低盐饮食，但因为场地问题、食品标签问题难以维持；还有一些是不好的习惯，例如吸烟、饮酒等，又因为自制力不够、环境约束不强而难以更改。
　　对于这种尴尬的生活状态，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直言不讳：“很多人认为慢性病防控是个人问题，其实不准确，应该说是个人行为。但个人行为却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影响。”她说，个体是否参加体力活动，与天气、地形等自然环境相关，与交通、城市设计、土地利用方式等建成环境相关，与收入、文化、公平性等社会环境相关，也与性别、年龄等个体因素相关；而影响个体膳食习惯的生态学模型，既包括价值观、食品营销和媒体、土地利用和运输等宏观环境，也包括家庭、工作单位、餐馆、超市等物质环境。此外，还有家人、朋友的角色榜样因素，以及喜好、认知、生活方式等个体因素。而这些都证明了一个社会人的属性，也凸显了由政府和社会主导的环境支持的重要性。
　　孔灵芝坦言，在慢性病防控上，尽管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重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将慢性病防控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通过建立慢性病科（所）以加强防控、建立国家癌症研究中心和心血管研究中心以扩展医疗机构的公卫职能等。“但未来十年，慢性病防控的重点，我认为应该是努力建立支持性环境。”
　　据介绍，在今年5月于莫斯科举行的首届全球健康生活方式和非传染性疾病防控部长级会议上，已通过《莫斯科宣言》，其中强调，有效地预防控制和管理慢性病，需要政府采取协调一致的整体行动，如卫生、教育、能源、农业、体育、环境、交通和城市规划等部门的协调参与；需要政府加强和重新调整政策及方案；也需要政府开发可以创造个人、家庭和社区环境公平的公共政策，以利于人们采取健康生活方式。
　　全社会要共同担当
　　在一份题为《全球慢性病防控进展》的报告中，孔灵芝曾经用图表的形式，归纳了当前慢病防控遭遇的各方阻力，其中贫困、农业和交通政策、资本流动、贸易协定等在内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直接导致了吸烟、高脂、高盐、高糖饮食、身体活动不足、过量饮酒等诸多慢性病共同危险因素。
　　“正因如此，目前慢性病防控已经不再是技术问题，国内外已经有研究证实，改变上述影响健康的主要致病风险因素，可以预防一半以上的慢性病发生。因此，当前的慢性病防控不能只从卫生系统解决，而是应该融入所有政策，转化为政府行为。不仅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创造支持性政策环境，建立多部门合作和协调机制，更需要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学系主任王培玉说，实践证明，卫生系统之外的政策可能更有利于从根本上控制慢性病，这一观点从国外慢性病防控经验上可以得到印证。
　　例如，从1972年到1992年，芬兰通过国家舆论支持慢性病防治，农业部门说服农场主改变种植结构和方式，更多的种植蔬菜、引导食品企业改变加工方式、生产高纤维面包等，同时，使用营养标签、超市改变食品摆放模式、增加营养宣传、控制吸烟、创造无烟环境等途径，倡导公众健康饮食习惯，尤其是物价部门出台相关物价政策对以上措施实施予以保证。一系列的政策最终使得该国家冠心病死亡在20年间下降55%，吸烟率下降10%，高脂血症下降25%。
　　孔灵芝介绍，荷兰扩建自行车道、欧洲征收“脂肪税”、纽约下了“限盐令”、德国限制儿童节目时段食品广告、墨西哥校园禁售垃圾食品，以及日本超重者6个月减肥仍不见效将自动离职且对企业处以罚款等措施，都被证明对防控慢性病有效，而且都与卫生部门以外的多个部门密切相关。
　　“下一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将各部门参与的慢性病防控行动落实到位，例如，对于健康教育行动，要有具体基线资料，制定各项技术规范及具体的财政预算，要有政策和立法保障，明确各执行、实施单位的分工、人员职责以及评估体系等。”王培玉告诉记者，上述方面，国外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对于当前我国慢性病的防控形势，孔灵芝常用这句话进行概括：我们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我们需要的不是选择，而是脚踏实地地行动。

（来源：健康报）